张国宝在任期间经手了绝大部分目前国内在建及新投运核电项目的审批，并参与了尚未开工的一些备选厂址的前期工作论证。这也被称为中国核电“大跃进”的巅峰时期。一位核电知情人士对此感到担忧。他对记者说，核电大跃进将会长期威胁核安全。

　　在2014年全国能源工作会议上，作为能源主管部门的掌门人，国家能源局局长吴新雄再次重申了如何发展本国核电的决定。他说，中国要在2014年“安全高效发展核电，适时启动核电重点项目审批”。很快，这便引发了业界“关于何时何地启动建设何种机型，能体现安全高效发展核电的讨论”。

　　中国已有核电机型是如此之多，以至于人们很难知道究竟哪一种届时会受到重视。但上述核电知情人士和一位参与近期的一次相关会议的人士向本报透露，中国从美国引进的AP1000型核电机组似乎在会上更受欢迎。

　　谁为主导？

　　在2011年日本福岛核电站核泄漏事故发生之前，中国确定了“加快发展核电”的目标，以尽快替代燃煤。这期间，中国同时进行施工建设的大型商用核反应堆在短短几年内增加到30座。

　　支持“加快发展核电”的观点认为，几十年前，美国、法国和日本已经做到同时建设四五十个反应堆了，现在中国没有理由不可以。但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上世纪70年代）美国大肆兴建核反应堆，最终发生了事故。

　　如果不是受到日本福岛核电站核泄漏事故的影响，中国现在上马的核电站将会更多。该事故使中国在发展核电上更加谨小慎微。截至2013年11月，中国运行核电机组共17台、1469.8万千瓦;在建核电机组28台、3057万千瓦。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些运行核电机组在安全性上均表现良好。

　　张庆禄是一位资深的核电专家，就在吴新雄的讲话内容被公开之后，他特意为此撰写了一篇4000余字的长文称，中国从美国引进的三代核电技术AP1000尚不适宜批量建设，建议优先核准建设国内已自主开发的三种三代核电机型。它们分别是：中核研发的ACP1000、国核技研发的CAP1400、中核与中广核联合研发的“华龙一号”。

　　张庆禄在文中建议，国家能源局应尽快核准早就上报备案并已列入核电新规划的自主化三代机型示范项目，发给路条使企业能开展后续工作。

　　上述知情人士说，基于安全是核电的生命的原则，经过反复论证比选，中央和国务院在“十一五”中期形成决策，在2006年做出了从美国全面引进三代AP1000型先进核电技术的一套安排，并在2007年成立国核技作为承担发展该技术自主化的主要载体。先期建设4台示范机组，然后将其作为一段时期内的主力机型推广发展，最终形成自主化品牌的CAP14000型核电站。自2009年以来，这4台示范机组已经相继在浙江三门、山东海阳开工建设。

　　支持AP1000型核电技术的国核技内部专家认为，该技术应是中国今后主要和优先发展的核电技术路线。

　　但这遭到中核和中广核内部专家以及其他核电专家的反对。他们说，AP1000型核电技术没有经过实际验证，目前尚未成熟。另外，中国更不能只用AP1000型核电技术而抛弃这两家公司已有的成熟的核电技术。目前，上述在运行的17台核电机组均为二代和二代加核电技术。所谓的二代加核电技术，即在二代核电技术的基础上做改进，以进一步提高其安全性。

　　负责中国核电站运营的中核和中广核都坚持己见，认为它们自身已用的核电技术安全可靠，应该被继续采用。

　　“竞争是非常残酷的”

　　张庆禄在文中说，AP1000开工以来，由于存在较多设计修改及主设备拖期的原因，工期预计拖延两年以上，而且调试阶段还可能需进行一些调整，这种情况下新建AP1000机组为时过早。

　　就像张庆禄所说的一样，质疑AP1000者说，中国“等不及AP1000国产化”，“不能让业已形成的核电建设能力放空”，因此中国应先上马建设二代加核电机型。

　　实际上，记者通过梳理发现，从2007年辽宁红沿河核电站开工建设新项目起，到2010年广西防城、海南昌江两座新核电站建设，其间共有7个新的核电厂址在短期内密集动工，大规模同时建设二代加核电机组。也就是说，仅在这几年的时间里，二代加核电机组已占用了7个全新的核电厂址，相应规模共有40台核电机组。

　　现在，留给AP1000型核电机组的全新厂址已经不多了。而本报也注意到，吴新雄在讲话中也提到要“做好内陆地区核电厂址保护”。

　　也正因为中国大规模地上马二代加核电机组，那些坚称AP1000是“最先进、最安全”的核电技术专家认为，在任何事情上着急，也不能在发展核电上着急。

　　“这种竞争是非常残酷的。”中国核能动力学会经济专业委员会原主任温鸿钧表示，“我们不能挑动核电企业之间的矛盾，而是要一碗水端平。”

　　上述参与核电会议者透露，包括各个核电公司的高层在内，针对日后重启核电审批时应当采取何种核电技术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他说，甚至有的参与者所提出的观点被对方反驳得无言以对。